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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都不生二胎了?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10-08 点击数:

  2014年部分学者基于人口抽样数据及妇女的生育意愿并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预估出二胎政策开放初期会形成一定的生育小浪潮,新生人口可能会达到4995万。但2016年元旦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后,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2017、2018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却是1786万、1723万、1523万,不仅没有达到估计的一半,政策开放的头三年,新增人口的数量还逐渐下降,2018年比2017年整整减少了200万。强烈的落差使得“被高估的生育意愿”一时之间被网友热烈讨论。

  计划生育是为了实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政府的强推动下这些目标基本实现;而开放二胎也是为了应对人口红利缩减、劳动力成本升高、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问题,但是政策实施后预期生育释放结局却出现一定程度的落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

  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人口政策不仅和国运息息相关,也和家运高度相连。国家力量退出二胎决策的场域后,家庭自己开始在二胎生育上占据主导权。与日益提升的家庭经济生活水平和预期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对称的是,笔者最近在农村调研,发现不仅是年轻的儿媳不想生二胎,连爷爷奶奶也不是特别愿意支持子代生二孩。这是为什么呢?现代化的家庭生育意愿又是如何转变的?

  从农村出来的80、90后,成家的基本标配是在城里有房有车。一般家庭在父母支持首付和车贷的情况下,也得背负10年以上的贷款负担;如果是进入武汉、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房贷年限就可能是30年以上,压力较重。

  另外,这些80、90后的年轻父母,自己接受了相对较高的文化知识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和阶层流动的教育焦虑也会相对较高,因此在子女数量普遍较少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精细化的培养模式,所以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极大。调研中,一位杨大爷就跟笔者慨叹:“现在养一个小孩,等于过去养一个家。”

  年轻妇女不想再生二胎,最为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家庭的生养和自己事业、社会交往、生活之间存在冲突。小城镇和农村的年轻女性,结婚生育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基本上为大中专和少量的本科,工作的经历往往是非体制的在不同地域流动式的务工,工作时期所建立的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都比较弱,容易丢失。结婚生育后,先前建立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极快萎缩。

  调研发现,家庭的生养对农村年轻妇女生活轨迹和价值轨迹的改变是彻底的,基于劳动和交往带来的生活的意义感在结婚生养阶段中基本丧失。一位30岁的年轻媳妇对笔者谈道:“一旦结婚,便各自忙各自的。换句话说,结婚后就没朋友了。以前工作的时候生活广一些,还可以吃吃喝喝玩一玩,但现在只有小孩、家里、老公。结了婚感觉日子过得好凄惨,带小孩比较烦。”

  此外,一旦生二胎,脱离市场化的生产领域,其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极大。生一个孩子基本要在家里呆两年,两年之后再次进入务工市场,将面临扮演母亲传统教养角色和再次适应职场竞争选择双重压力。

  头胎是儿子的年轻夫妇根本“不敢”再要第二个孩子。在代际伦理比较厚重的地区,生一个儿子不仅要供他上学,还必须为儿子准备婚房、彩礼和车子,帮助儿子成家立业,这是父母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湖北一位30岁出头的妈妈在接受调研采访时聊到:“我还想要一个女儿,但不敢生。我的同龄人,头胎是儿子的,基本不会要了,如果再生个儿子怎么办?得有两套房子,压力太大了。如果头胎是女儿,则可以生二胎。”

  80、90后年轻夫妻自己的房子和车子都近乎是在家里两代人的努力下完成的,而一旦生了儿子,当自己的房贷和车贷还完的时候,又要开始为两个儿子还房贷和车贷了。

  传统文化典型的伦理是“多子多福”,为什么在完成一个标准的人生任务之后,如今五六十岁的爷爷奶奶也不想子代再生二胎了呢?

  80、90后进城的年轻夫妻,自己童年时期父母往往在外务工,大部分都有留守的经历,深知留守儿童的心理及行为教养上存在的潜在风险,比如隔代抚养产生的溺爱、家庭亲情缺失等问题。出于亲情和孩子教养的考虑,大部分年轻夫妻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留守农村,故而只能将自己的母亲从农村拉进城市带孩子。

  另外,奶奶进城与年轻的儿子、媳妇合作带孙子,面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是两代人的教养模式差异极大。

  年轻夫妻的典型教养模式是高度城市化的精细化培养,它的特征是资源密集投入,照料细心呵护。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陌生人的居住环境和人口密度以及社会复杂性要求小孩的照料必须全天候监管,如有采访对象谈道“在城市里不能离开视线”。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务工和生活经历,年轻夫妻深知文化知识对小孩未来的重要性,在教育资源比较紧缺的情况下,只有不断进行资金投入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孩子的未来才有更多保障。

  而相比之下,爷爷奶奶是典型的传统农村的粗放式放养。在农业社会安全的熟人社会环境里,教育压力、读书压力、阶层流动的压力不大,孩子能够顺利长大和成家立业就行,小孩子不用全天候陪同,教养的方式比较粗糙。

  子代的精细化培养和父母粗放的培养经验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比如有媳妇抱怨“孩子哭了,公公只知道喂糖。”而为了避免这种结构性的冲突,两代之间几乎形成了默认的教养小孩秩序:奶奶负责生活照料,接送和照看小孩(一位56岁的奶奶跟笔者说道,“我只负责接送,做饭,学习我不管,协商好”),而年轻的子辈则负责学习成绩、性格培养、思想行为习惯的教育。在这种分工和合作秩序下,爷爷奶奶的角色是相对被动的,孙辈核心的教养主导权在子代手里,而自己只负责生活照料。

  爷爷奶奶对孙辈的天伦之情、教养之责与年轻一辈的教养主权之间在家庭的场域里变得极为微妙,“婆婆不敢负责,媳妇也不放心”。在一个孙子的代际合作上,两代人在城市的小区里,家庭关系处理极为谨小慎微。完成一个孩子的标准任务之后,多一个孩子就额外多一份家庭关系的压力。

  进城带孙对年轻奶奶的第一影响,是不能再继续务工挣钱了。虽然大部分奶奶已不能在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赚钱,但是五六十岁仍可以在农村社会里打一些零工,比如给别人种地、保洁、当服务员等。

  笔者在城郊地区访问中老年妇女劳动队时,发现一个50-70岁之间的中老年妇女在苗圃干活,每天80元,一年出工300多天,挣得近3万元的收入。而一旦带孙子,这笔收入就没了,而儿媳若生二胎,则完全不可能打工挣钱了。

  子代成家基本上耗尽了自己的积蓄,故而子代成家之后的打工对于老人来说特别重要,这个时期的零工收入主要是积攒自己的养老钱和稍微再为子代支持一点。

  进城带孙子就不能挣钱,又没有退休金,很多老人为了协调挣钱和带孙子的矛盾,便周一到周五帮媳妇带孙子,周末回农村干活挣钱,形成了典型的“菜园子式”打工。但是若要带二胎孙子,则完全不可能再有任何时间打工赚养老钱了。

  第二影响,则是基于金钱而形成的情感负担。在城里的儿子家里生活,多多少少体谅子女的不容易,不愿意问子女要钱。如湖北56岁的吴阿姨“引孙子,不要工资,还要贴”。河南一位奶奶则表示,“孙子要买个零食,你好意思问你儿子要钱?”带一个孙子经济压力大,再生二胎则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更大,老人金钱的匮乏和对子女的体谅成为老人心头重中之重。

  出生于60年代的50岁或者60出头的农村新一届爷爷奶奶,刚好赶上子代城镇化的第一波浪潮,他们不仅要为子代结婚、买房打工积累财富,还得进城带孙。而出生于50年代的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不仅不用给子代进城买房,在子女数量较多的情况下,也一般不带孙子,只有在农忙时期才会帮助自己所有的儿媳妇带孙子。就如湖北一位70岁老人所言,“我躲过去了,联想美国官网购买支付2019-09-05。而50岁和60岁的这一辈压力相当大”。时代变换,两代老人的生存际遇差异极大。

  50岁和60多岁的老人,不得不卷入到子代城镇化任务过程之中,家庭生产和孙辈教养的双重家庭任务的压力下,爷爷奶奶作为劳动力被高度地调动起来。

  奶奶往往要进入城市做家务并照料孩子,让年轻媳妇赚钱养家,而公公则容易被留守在农村种田,为子代在城市的家庭提供农产品等粮食。如果顺利,孙子上了初中之后,奶奶便可以回到农村和爷爷一起养老。但如果生二胎,则奶奶的进城带孙时间很可能从50出头带到65岁甚至是70岁。而留守在农村的爷爷长期一个人在农村难免孤单。

  相比于更老一辈的人,他们在该退休和在农村养老的年纪,往往要继续为子代的小家庭付出,为子代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养老生活。

  从农村进城的80、90后这一代,正是我国城镇化进城中的中坚力量。较高的进城成本下,两代人劳动力充分动员和配合,才能勉强维持80、90后在城市里的体面生活。

  完成了一个孩子的标准任务后,多生一个孩子不仅对家庭财富的生产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压力,更是对目前已有的家庭养老、教育培养、劳动力安排、代际关系产生了更多的难以抗拒的矛盾。理性的家庭考量下,为了平抑家庭劳动力安排、财富资源的紧张、教育的阶层流动和妇女的事业、养老、人生价值追求的多个家庭目标之间的紧张,二胎成为了被抑制的家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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